编者按：鲁西永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也是二战时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的一个“世外桃源”。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曾避难于此，在这里他孕育了著名戏剧《等待戈多》。詹姆斯·诺尔森的《被罚成名》讲述了贝克特这一段不平常的战时故事。本刊摘编其中部分，以飨读者。
在法国南部沃克吕兹地区令人惊奇的红色悬崖上面盘踞着一个因赭色和黄褐色相间而显得色彩斑斓的村庄鲁西永。村里用砂岩盖得房子分别呈红色、粉红色、淡黄色和白色。就连花园里的土壤也是红的。
对于衣着时髦的巴黎人来说，它就是美丽乡村金三角的顶点，富人和名人们在那儿拥有优雅别致，并远离俗艳地中海的假日宅第。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附近就置有一所乡村别墅。
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儿是彼得·梅尔笔下的普罗旺斯。他过去住在靠近梅奈比斯的地方，英国广播公司曾经在根据《住在普罗旺斯的一年》改编的电视系列片以此为背景，拍摄过一个山羊赛跑的场面。
贝克特就是在这儿度过了大部分的战争时光，并且就是在他躲避盖世太保和等待胜利之际孕育了他未来作品——尤其是他最著名戏剧《等待戈多》——的种子。在《等待戈多》的法语原著中，弗拉季米尔提醒健忘的爱斯特拉岗，他们曾经有一次在沃克吕兹一起为一个叫邦内利的人摘过葡萄，那地方叫鲁西永，周围“一切都是红的”。贝克特在战时做的正是这个工作——它也许还拯救了他的生命。贝克特于1989年才逝世，差点活到了90岁。就那些对他作品仍感到迷惑不解的读者而言，鲁西永的故事就是理解这些作品的一把钥匙。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贝克特已经是站稳了脚跟的巴黎人。作为一名爱尔兰人，他对于战争主要持中立的态度。但住在德国人占领的巴黎，他为犹太朋友们所遭受的苦难而感到震惊。“你不能只是双臂交叉，站在旁边看热闹，”他这样解释说。
他在都柏林读书时就认识的一位优雅而博学的法国人及他最好的朋友阿尔弗雷德·佩隆把他发展成为抵抗运动的一名成员。在指挥法国对抵抗运动基层组织的不列颠特别行动执委会的档案中，贝克特被描述为“六英尺高。身体健壮，但有点驼背。黑发，气色好。沉默寡言。”
贝克特总是贬低自己在对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即以他的作家身份作掩护，为英国人编纂和归纳秘密情报。他解释说，“有关德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从法国各地传来……他们会把写在各种碎纸片上的情报给我送来……就像童子军那样！……而我就把情报经整理后，用打字机把它尽可能地打在一张纸上……然后我就把它交给一位希腊人……他会给它照相……于是我的那张纸就被缩小到火柴盒那么大。”最后这些情报将由一位“体面的老太太”偷偷地带出巴黎，并送往英国。
贝克特正跟苏珊·德什沃－迪梅尼尔同居，这位机敏而又讲究实际的法国女子比他大六岁。贝克特当时也许并不爱她，但后者能够容忍他的酗酒和忧郁。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和终身伴侣。
当他们听说贝克特的朋友佩隆被盖世太保逮捕的消息后，便试图拯救同一抵抗组织的其他成员。苏珊为此也被短暂地拘捕，因为当她去另一组织成员的往所时，发现盖世太保已经抢先到了那儿。很快盖世太保的魔爪就伸向了贝克特的住处，但他跟苏珊逃脱了追捕。
他们的财产很少，身上既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去哪儿。起初他们依靠朋友们的接济。他俩都起了假名字，而且贝克特还留起了小胡子，试图伪装自己。但苏珊说他留了胡子之后反而比没留胡子更像自己。
逃亡了六个星期之后，他们乘夜色从占领区逃到了还未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南部。“在月光下我们能看见德国人的哨兵，”贝克特回忆道。“然后我记得经过了在边境线另一边的法国岗哨。由于公路上都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是从农田中穿过去的。”
他们的目的地是鲁西永这个小村庄，那儿有一位朋友伊冯娜·洛布的假日宅第。后者已先期跟她的犹太人丈夫逃到了那儿。她丈夫马塞尔已经说服了那儿的法国当局让一位“中立的”爱尔兰人来此地居住。
尽管这儿是“未经占领的”法国，但德国军队已经进驻了附近的大城市阿维尼翁。可是就鲁西永而言，德军的武器辎重相对还无法企及。更重要的是鲁西永村不能够为德国军官提供合适的住宿。那儿只有一座房子是配有浴室的。
正是由于德国人过分讲究这些细节，使得鲁西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相对安全，成了犹太人和像贝克特这样跟抵抗运动有关的人的避难所。所有来此避难的人都被村民们称作“犹太人”。当贝克特和苏珊来到这儿时，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一定也是犹太人。
当贝克特到达后去镇里登记时，他的眼睛在镇公所的名册上很快地扫了一遍，想看看有谁是在最近几个月刚在那儿登记的。在许多意大利、比利时、立陶宛和俄国人名中间，他看到了安娜·奥马拉·比米什这个名字，她不仅跟他喜欢喝的饮料“比米什黑啤酒”相符，而且表格上登记的出生地是都柏林。
他们新找到的房子如今看起来还是跟1942年时一样，它高耸在悬崖之上，俯视着进出鲁西永的主要通道。一个小火炉为餐厅兼起居室增添了一丝暖意；但是当第一个冬季温度骤降，干燥寒冷的北风开始围绕着这座房子呼啸时，他们很难使屋里保持温暖。然而这房子有一个好处：租下街对面那座房子的人原来就是那位颇有魅力的比米什小姐。
年近60的比米什小姐给贝克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小说家，已经出版了六部小说，包括《完美小姐：一只艾尔谷大猎犬的故事》（1931）和《鸡尾酒：一只奢侈的小狗》（1934）。她穿着男人的长裤（经常是花呢的），戴一顶小巧玲珑的苏格兰无边呢帽，脚蹬长统靴子。除了经常抽烟斗外，她还经常把玩她的单片眼镜。她喜欢称自己诺埃尔·德维克·比米什，并且为这个名字的贵族味而感到骄傲。
她曾经在蓝色海岸居住过许多年，在戛纳的伯利兹语言学校教授英语。尽管出生在都柏林，她是一位英国臣民，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有可能会被关进拘留营，除非她从海边迁到内地。为了逃避监禁，她就到鲁西永来“强制定居”。
贝克特开始为一位叫奥德的慷慨农夫做长工，以换取牛奶、鸡蛋、肉类、面粉、马铃薯、时令蔬菜和水果。他经常在苏珊的陪伴下，步行四公里的路程去奥德的农庄。他们往往走僻静的小路，以防遇见德军的巡逻兵。
奥德先生的儿子费尔南德谈起那位憔悴爱尔兰人的忍耐力时仍带着钦佩的口吻，后者在酷热的夏日骄阳下挥汗如雨，而且即使在干最艰苦的工作时也是任劳任怨。他还记得后者有一次在修剪葡萄藤时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但仍带伤工作。贝克特也帮助收获玉米和摘西瓜、樱桃和苹果——而且他同时也深刻了解了乡村生活，而这种知识也不时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在鲁西永，晚上狗通过对吠遥相呼应的情景是司空见惯的，就像他在小说《马洛纳之死》中所描写的那样。
苏珊和贝克特俩人经常在农庄的厨房里跟奥德全家人一起吃午饭，每周至少有一次在农庄吃丰盛的晚餐。直到树上的知了停止它们噪杂的喧闹声以后，才穿越田野回家。他们喜欢享受这种农家的自然温馨和慷慨，并且赞赏他们那种宁静的尊严和魅力。
偶尔，贝克特会教奥德家的孩子们玩一种新的纸牌游戏。而更常见的情景是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喝他亲手帮助生产的美酒。
尽管贝克特觉得农田里的体力劳动令人疲乏，但他宁愿在田里劳作，也不愿在穷极无聊中等待战争的结束。跟鲁西永的其他人一样，他一直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对于北非战役的报道，以及后来当盟军开始反击并击溃德军时对意大利和法国的战况报道。
繁重的劳动并不能满足他心灵的需要。他身边几乎没有带书，只是靠借阅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辛克莱·刘易斯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等人的长短篇小说，聊以解闷。他肯定读过《飘》。
但他很快就得到了智力上的慰藉。有一天贝克特在咖啡馆的酒吧里遇见了比米什小姐。在两只艾尔谷大猎犬的陪同下，她正在那儿等待当地的公共汽车带来两位逃避纳粹迫害的新避难者，即出生于波兰，具有部分犹太血统的画家亨利·海顿和他年轻的法国妻子若塞特。他们以前一直隐藏在海滨避寒胜地，并险些落入德国人的魔掌。
这便是他们毕生友谊的开端。不久，贝克特就经常在咖啡馆跟海顿会面和喝酒，而他俩发现各自对于国际象棋和绘画的爱好相同。海顿几乎每天都要带上他的画架、颜料和画笔，踏上村庄周围的小路和山坡。他经常去贝克特正在劳动的地方附近，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机会交谈，并且分享由若塞特准备的午餐和酒。
到了晚上，贝克特会上门来找海顿下棋。在单独相处时，他们几乎是一言不发地埋头弈棋。当若塞特在场时，交谈才变得更加活跃，而且她总是不让他们的酒杯空着。他们不时地商议假如德国人来到鲁西永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办。在贝克特家的花园里有一个洞穴可以使他们藏身。这个洞穴至今尚存，洞口有一个木制的门，洞的底部还有一个通风口。海顿也曾在他与若塞特居住的小房子后面的悬崖上拟定了一条令人心惊胆战的逃路。
在1943年的圣诞节，若塞特设宴招待贝克特和苏珊，比米什小姐和她的同伴。她记得贝克特和比米什小姐拿着酒杯，唱起了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
每当他喝多了邦内利的酒之后，贝克特就会把一个原来制酒用的的圆筒当作垃圾箱，尽情地往那里面呕吐。在那桶的旁边，有一口袋锯末，这是专门用来充填桶里污物的。
十年以后，贝克特也许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在剧本《最后一局》中让纳格问内尔是否克洛夫已经换过了她的锯末。他在1958年写《克拉普的最后一盘磁带》时还想起了比米什小姐。她是“老麦格朗小姐”的原型，后者“总是在这个时刻唱歌”。我们还有理由假设克拉普那位女歌手“关于少女时代的歌曲”也许真的在去贝克特家的路上随风飘荡过。
冬天寒冷而又阴郁，然而贝克特的艺术和思想圈子却在不断地扩展。尤金·菲德勒，一位犹太人陶工、陶瓷艺术家和画家，带着夫人伊迪丝来到这里，并在村外的小山顶上租下了一个古老的磨坊。从那儿他们可以看得见德军的侵犯，而且必要时也可躲入树林。贝克特免费给菲德勒补习英语，而且他们在一起谈论毕加索、康定斯基和基尔希纳。贝克特还拿出了小说《瓦特》厚厚的手稿笔记本，这是他逃离巴黎时随身带来的。起初他只能写两行字；但逐渐他的写作变得更为轻松流畅，而且据他后来说，它使他保持了理智。
他在小说中回忆起在都柏林近郊福克斯罗克所度过的宁静富足的童年。他还沉湎于逻辑思维和消遣时光的各种方式，例如想象水沟里青蛙鸣叫的各种组合：“Krak，Krek，Krik”。然而小说《瓦特》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是对唯理性主义的喜剧性攻击——这反映出贝克特已经跟他来鲁西永的赞助人马塞尔·洛布闹翻的事实。
洛布是一个老派的法国唯理性主义者，深信心灵和逻辑具有解决所有难题的力量。贝克特认为这是荒唐和狂妄的，于是俩人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一次洛布在一个宴会上跟贝克特大声争吵之后愤然离去。《瓦特》是一种务实的论证，说明理智并不能解决问题。第一遍阅读时，它就像是一部极其荒诞和放肆的小说，曾有人宣称只有精神崩溃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然而它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书，而且书中有一种有意识的调节支配，这恰恰证明作者神志健全。小说主人公瓦特也许显示出精神分裂症或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种传统症状，但作者似乎完全意识到自己在描写什么东西。尽管如此，当贝克特于战后带着已经完成的《瓦特》手稿去见伦敦出版商时，后者却认为小说晦涩难懂而对此加以拒绝。
尽管是犹太人，马塞尔·洛布觉得去附近的城市还是安全的。然而在1944年3月的某一天，伊冯娜·洛布来到贝克特家，说她丈夫已经在阿普特被捕，并被押往巴黎附近的德朗西，那儿是一个主要的分拣站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中转站。
当时仍有一线希望，即假如伊冯娜能证明马塞尔是一位雅利安人的丈夫，他也许能从德朗西被放出来，去别处服更轻微的刑期。为此她跟主教进行了联系，以获得她与父母行天主教洗礼的证明。
当伊冯娜苦恼犯愁时，贝克特经常拜访她，看自己能帮些什么忙。她记得他曾为她在地里掘洞种鹰嘴豆。她还记得请他聆听夜莺的歌声。“我不怎么喜欢夜莺的歌声，”贝克特回答，“我更喜欢听黑鸟的鸣叫。”对于他来说，夜莺的悦耳歌声过于炫耀了。
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巨大焦虑后，伊冯娜最终成功地阻止了她丈夫被立即遣送，尽管他作为犹太人，仍然被关在拘留营里。他被迫在一个大仓库里分拣犹太人的财产，那些犹太人的家产被有步骤地搬空：家具、家用器皿，书籍和文件，甚至还有一位妇女被捕时手上拎着的满满一口袋商品。所有这些个人用品被分门别类，然后送往德国。
贝克特怀着深深的恐惧注视着官僚机构中这种唯理性主义的野蛮，它可以仅凭一张洗礼的证书就决定饶恕或处死一个人的生命。他再次参加了抵抗运动。
在鲁西永活动的一小批抵抗运动成员很少参与真正的破坏活动和战斗。但是红赭色悬崖上的洞穴却提供了武器装备的藏匿之处，而且那儿的地窖、阁楼和其他隐藏之处也可以轻易地藏匿武器，有时甚至是人。
当地的农民有时不太情愿向山上的游击队员提供食物。其他人则更愿意些。村里小店老板的女儿还记得大人让她把满篮的食品留在树林的边缘上，并且不让她提问。
鲁西永的抵抗运动领袖埃梅·博诺姆严密控制了村里的局势。他在村里的邮局作了安排，每封寄给当局的信都要被扣下来打开检查——这样就没人能告邻居的密。
在刚来鲁西永的头一年中，贝克特跟抵抗组织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巴黎所冒的险已经够多了。无论如何，当地人都视他为文人，而非斗士。但据博诺姆说，贝克特好几次帮助游击队将炸药藏在他的房子里面或周围。传说贝克特将手榴弹放在露天平台上一株天竺葵花旁人们能看见的地方，而不是藏在屋里。当美军于1944年推进到法国南部时，贝克特正式重新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且好几次在晚上跟当地的游击队员一起出去执行任务，有时是去取洞穴里的武器装备，有时是去取英国皇家空军用降落伞空投的给养。
由于他对火器一窍不通，所以没有人要求他参加对德国占领军的突袭。但他主动请求参加行动，所以就领到了一支枪，并接受了基本训练，向山上打过几枪，并扔过几颗手榴弹。几乎50年以后，贝克特回忆起“晚上出去执行任务，拿着枪伏击敌军。但德国人没来。所以很幸运，我从没开枪杀过人。”
当他看着同伴们粗暴地用棍子打死一只羔羊来烹食时，贝克特意识到自己跟这样的环境格格不入。“我胆小如鼠，”他说。若塞特还记得有一次他从枪口下救出一只老鼠，并走出老远，把它放生在一条壕沟里。
1944年8月初，美军来到了鲁西永。整个村子都洋溢着难以遏制的欢乐、祝酒和歌舞，抵抗运动的成员都聚在一起举行了庆祝晚会，但贝克特与苏珊却跟亨利和若塞特·海顿在家悄悄地庆祝。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贝克特具有深刻的影响。假如没有那五年的经历，很难想象他能在战争刚结束的创作高潮时期写下这么多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本。他后期散文和剧本的许多特征都是直接来自他对于极端不稳定、迷惑、流放、饥饿及需求的亲身体验。他对于作为仁爱概念一部分的矛盾心理的深切感受可能也是来自于他的那段生活。
这种影响在创作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之间的《等待戈多》中可以一目了然。其戏剧场面很简单：两个男人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站在一棵枯死的树旁等待某个叫戈多的人，期望后者能来拯救他们。另外有两个男人上场停留了片刻。但是他们所等待的人却没有到来。
战争年月揭示了等待的具体现实，正如贝克特和苏珊在鲁西永所消磨的时光那样。战争还揭示了打发时间的重要性，正如他们等待恶梦的结束和“真正生活”的开始而熬过的一个长得几乎难以想象的时刻。假如没有亲身体验，他当时决写不出像夹脚的靴子、躺在壕沟里憧憬干燥的草棚、吃了上顿没下顿、定下约会又不赴约等如此生动的细节。
《等待戈多》反映了他被捕的朋友阿尔弗雷德·佩隆的命运，以及贝克特本人可能会遇到的命运，倘若他没有逃脱盖世太保的魔掌。佩隆被关押在莫索森集中营，贝克特后来得知他在那儿白天用双手捡煤块，晚上忍着饥饿、疾病及残暴兽行背诵波德莱尔、瓦莱里和他自己写的爱情诗歌，以此唤起了强悍的同监犯的保护与最残暴看守的热情。
这就是揭示《等待戈多》剧中人物之间各种关系的那种人性问题：甲像兄弟般地保护乙，尽管后者使他生气和发怒；丙残忍地虐待一位同胞，用鞭子抽打，强逼他百依百顺，然而在听到他背诵诗歌时仍然感到着迷。
佩隆在莫索森集中营被解放的前两天死于营养不良和精疲力竭。贝克特清楚地知道，假如自己被捕，也会被关在同一个集中营，并遭受同样的日常暴行；而且他明白自己决不会活着熬过这种地狱般的磨难。
鲁西永既是他的救星，也是他的灵感。
（根据詹姆斯·诺尔森的《被罚成名》（JamesKnowlson，DamnedtoFame）缩写改编。该书于1996年9月26日由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出版，售价25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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